揭秘：潍坊举子王寿彭和他的状元卷

　　清末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癸卯科考,山东潍县举子王寿彭高中状元。使他获得这一殊荣的,主要是他的一份殿试考卷。今天,当我们展读这一百多年前的状元卷时,可以看到该考卷内容丰富,文采灿然,书写秀美,格式谨严,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考卷充分显示了王寿彭的学识才华,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有关情况。因此,仔细研究这份状元卷,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状元卷的主要内容

　　王寿彭的殿试考卷,主要是围绕治国之道这个中心同皇帝进行了策对。这是一篇策论论文。文章起始在破题之后先是进行了总论。在指出“自古圣王治天下,所以固洪业规亿载者”后,说治国之道没有别的,主要在于“贤则任之,法则守之,内以裕国,外以交邻”这四个方面。所谓“贤则任之”是说的吏治,要任人唯贤。所谓“法则守之”是说的法治,要依法治国。“内以裕国”,是说要使国家富裕,繁荣经济。“外以交邻”是说的外交,要与外国搞好关系。然后又引经据典说明这些治国的道理,以及依照这些治国后所达到的效果。达到的效果是“渊默黼扆而响应四表也”,是“阴阳交和,远迩宾服,以朴皇质而雕唐文”。意思是国内安宁而四方响应,关系和谐,远近钦佩。国家强盛而放光彩。

　　在总论之后接着便展开了分论。先是吏治。指出“设官分职”是自古以来国家“致治之本原”。而官制当否又影响着吏治的好坏。文章接着考察了自西周以来的官制变迁。继而说明为搞好吏治应该精简机构,裁撤冗员,以使职责分明,提高效率。否则,“建官滋繁”便导致“多一官徒多一扰”。若精简之后,“则上既可省廉奉之费,而下亦可免供应之烦。且任有专责,则奉职者不敢有观望推诿之心。”“故裁并官员为后世最便利之政”。接着又从历代谏官的设置,谈到谏官职责的重要。最后,从总结唐朝末年的藩镇之乱和宋朝的边患之忧,提醒皇帝应注意官制设置方面的教训,既不要像唐朝那样造成藩镇割据尾大不调的恶果,又不要像宋朝那样形成地方空虚中央孤立无援的局面。

　　在吏治之后接着便谈法治。法治主要谈刑法。指出刑法的运用应当做到德刑相济,寓德于刑。说刑法的所以出现是由于古代圣人在运用以德治国、德的感化,实在不行的情况下才开始制定刑法的,即文中所说“惟古圣人知德之既穷非刑罚不足以制之”的时候才制定“刑典”的。刑法的实施应做到“用刑之中寓矜恤之意”。施行刑法的目的不是为用刑而用刑,而是以刑去刑,最后达到无刑,即“故刑期其无刑”。并指出这才是动用刑法的真谛,即“祥以其得刑罚之至中也”。在论及这些之后,文章又考察了历代法律制定和实施的情况。汉初较宽松,以后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律令稍严。唐律主要是承继了隋律。宋朝时对法制更加重视起来,而设置了“律学”。还说,司马光曾说过,通儒学之道的为官者,理应知道自己所学之儒学经典,其根本上是与法律相通的。所以自古以来的为官者也就是儒者,以儒学经典为指导进行“断狱”,也就是判案子,便能做到既可避免“宽纵枉法”,又不至于“以刻核为能”,也就是以严刑峻法为能事。最后,文章指出,现今东西各国法学都作为一门专门学问学习。从翻译过来的法学书籍看,这些国家的执掌刑法的官员都是由通晓法律的人但当。这样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所学专长。我国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可将我国的法律与西方国家的法律加以比较,取其长处,舍其短处,这样做对于我们不是无益的。

　　在论及吏治和法治之后,文章接着又谈到裕国富民问题。文章称,“生财之道”根本上在于“开源节流”,也就是发展生产,节约开支,说这是“裕国足民之实”。文章又说,理财的要领和方法在《礼记·王制》中已经说的很详细,在周朝的典章制度中规定的很完备,《王制》中说以三十年为周期制定国家的财政计划,这也就是周朝官吏每到岁末月底核算收入支出的做法,这同今天西方国家的预算决算是有些不谋而合的。文章称赞汉朝的桑孔唐朝的刘晏都是理财的好手。文章认为宋朝实行的均输法和盐铁法是有弊端的,是为了“搜刮民利以富公家”的,是“损下而益上”。文章最后说,“欲强其国必先富国,而富国之要在于富民”。让人民除了吃饭尚有余钱,而国家所用自然就无不足。再加以裁减无用的开支,精打细算过日子,天下形成节俭的风气。这样做就可形成“民康物阜”的好局面。我们又何必像宋朝那样用计谋之臣的权术搞些盐铁均输法来“损下益上”呢。

　　分论的最后部分是谈外交,谈与外国应建立的关系。文章指出,以和平的外交政策原则与外国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以使国家富强,这是如今最要紧的事情。即文中所说“制策又以柔远之道寓于通商,因求富强之本。此诚今日之要务也”。文章说,同外国发展关系应遵循有关的法律,如国际公法、国际便法等。又指出,现在已“海禁大开”,与外国的交往日益繁多。而对外交往就需要有关的法律。西方国家对外贸易所以做得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有较完备的商业方面的法律。有了商律,“故货物不能肆其欺伪,市价不得任其低昂”。今天我们要振兴我国的商务,可以让人将西方的商律翻译过来,“酌量增删”,以充实我们的商律,在与外国的贸易交往中可以使用。关于税收问题,外国商品进口税轻的可重新规定增加进口税。这样做确有益于国计民生。

　　吏治、法治、经济、外交,四个方面的分论结束后,文章进入最后部分。文章最后部分说,“皇上整顿庶务,内而财政,外而邦交,推行尽利”,这四个方面都是“富国之良图,自强之至计”。我们本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的精神,将以上四个方面不断变通而推广行之,这是我们当政治国的根本。接着,文章又通过引用孔子、孟子、荀子等圣人的话,说明政策与政策执行者的关系,有了好政策还必须有好的政策执行者,否则好的政策便会落空。指出政策执行“往往有弊者皆群臣奉行不力之过”。祈愿皇上“烛照万里,慎简群僚”。也就是希望皇上英明正确,慎重地选用官吏。

　　写到这里,文章即将结束。文章作者,我们的状元公便以颂扬和期待的口吻加以总结,说皇上“行信赏必罚之志,以任庶职,则贤无不升也;以理庶狱,则法无不行也;以裕财源,则利无不兴也;以慎邦交,则令无不信也。”如此,便“德泽周乎,万物威灵,震乎八埏,得人而理,富加于庶,弱转为强。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

　　从状元卷的时代背景和考卷内容看王寿彭的思想观点

　　有道是,学者为文,因时而发。王寿彭所以能写出以上内容的殿试卷,是和他当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有密切关系的。二十世纪初中国和世界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总的说来,当时的清朝统治处于内外交困状态,正在走向穷途末路。清王朝长期的反动统治,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使得国家贫弱、民不聊生。全国各地民怨沸腾,危机四伏。

　　远的不说,仅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各地发生的大小农民起义就有数十次,而其中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几乎从根本上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此外,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发展起来,代表这一新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也开始成长起来。而清朝的封建统治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处于酝酿当中。总之,当时清朝的统治遭到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所谓的大清帝国正处于摇摇欲坠状态中。从这时的国际环境和世界形势看,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正在崛起,而资本主义发展的本性要求它们对外实行侵略扩张。

　　在东方,西方列强便把清朝统治的落后的中国作为它们的主要侵掠对象。从1840年起的两次鸦片战争,以后的的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以及1900年的八国联军的入侵。屡次的大小军事打击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大批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等等,西方各国从中国不知掠夺了多少经济和政治利益。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清王朝是处于内外交困、苟延残喘的境地之中。面对如此的险恶形势,统治阶级内部的人士也开始醒悟过来,它们也意识到求强求富的必要。于是有了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和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作为知识分子的王寿彭确实看到了上述这一切。他为时着急,替国担忧。感到确有变革更新时政的必要。否则便民将不民、国将不国了。

　　于是他便在殿试卷的策对中,提出了一整套匡正时弊、治国安邦的方略。当然,由于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不可能提出从根本上推翻清朝的统治,来一个彻底的革命。而是要在维持清朝统治政权的基础上,对吏制、法制、经济、外交等方面来一个全方位的除旧布新。自然,从推翻清朝统治的彻底革命角度看,他是保守的;但是,同那些顽固守旧派相比,他则是进步的。而且,从整个殿试卷的策对过程中,时时处处都可看出当时的王寿彭确有革新进取、与时具进的思想意识。比如,他多次强调皇上应“斟酌时宜”,要抓住“维新之机”,要看到世界的发展变化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新东西,要学习西方各国的法律以及财政上实行预算决算的做法等等。

　　在革新进取思想的指导下,王寿彭在考卷中提出了在任官、立法、富民裕国和对外关系等四大方面的改革建议。应当说这些问题提的是比较中肯的,都属于安邦治国的根本问题,而且概括的比较全面。这四大方面涉及了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各个重要领域。这表明,王寿彭是有眼光的,有政治家的头脑的。而且,在这四大方面的改革建议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中贯穿着一种爱民和为民的民本思想。具体如,在任官部分中谈到裁减官员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即“而下亦可免供应之烦”。

　　在立法部分谈到法治应与德治相结合,对待人民首先应以德怀之,在德治不能达到目的时才施之以法。运用刑法的过程中应对民“寓矜恤民隐,法外施仁”。在富民裕国部分,强调“富国之要在于富民”,要“于民食留其有余”。批评宋朝的盐铁均输法是“以损下益上”。劝告皇上“节用爱民”。如此等等,无不体现出王寿彭的爱民恤民思想。另外,从殿试卷中还可看出王寿彭重视发展工商业的思想,指出发展工商业,实行对外贸易是国家“富强之本”。他还论述了工与商的关系,说“夫工者商之本也,商者工之用也”。这些思想都是很可贵的。

　　状元卷的写作特色和由此所显示的王寿彭的学识才气

　　王寿彭的殿试卷不仅内容丰富,思想进取,而且写得颇有文采,从中充分显示出王寿彭所具有的学识和才气。

　　内容充实,结构严谨,前后连贯,一气呵成。这是殿试卷的突出特色。殿试卷有多方面的策对内容,不是无病呻吟,空话连篇。文章先总论后分论,层次分明,结构完整,不是构思混乱,盲无头绪。而且前后各部分之间内在联系也很强,不是东拼西凑地搞在一起的。从政治到经济,从内政到外交,层层递进,逻辑严密。而所有这些内容都是被一种忧国爱民,积极向皇帝进谏献策的精神和勇气连结贯通起来的。所以使人感到文章很有气势很有力量,感到文章的写作几乎是一气呵成的。

　　有理论,有实际,既有引经据典,又有自己的见解议论。如此,显得文章既有骨架,又有血肉;既有分量,又有生气。这是殿试卷的又一特色。

　　再是,文章在发议论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深切的感情亦即忠君爱国、忧时悯民的情绪,所以文章不仅能以理服人,更能以情动人,从而增加了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这可说是殿试卷的再一特色。

　　最后,再加之试卷书写工整,笔法俊秀,充分展示出作者深厚的书法功底。这样便使殿试卷终成为一篇文质兼备、字义皆优的华章美文。而所有这些又都是由作者王寿彭的非凡的学识和才华决定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王寿彭能考取状元是必然的,王寿彭这个状元是值的。(王学坚)

　　清末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癸卯科考,山东潍县举子王寿彭高中状元。使他获得这一殊荣的,主要是他的一份殿试考卷。今天,当我们展读这一百多年前的状元卷时,可以看到该考卷内容丰富,文采灿然,书写秀美,格式谨严,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考卷充分显示了王寿彭的学识才华,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有关情况。因此,仔细研究这份状元卷,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状元卷的主要内容

　　王寿彭的殿试考卷,主要是围绕治国之道这个中心同皇帝进行了策对。这是一篇策论论文。文章起始在破题之后先是进行了总论。在指出“自古圣王治天下,所以固洪业规亿载者”后,说治国之道没有别的,主要在于“贤则任之,法则守之,内以裕国,外以交邻”这四个方面。所谓“贤则任之”是说的吏治,要任人唯贤。所谓“法则守之”是说的法治,要依法治国。“内以裕国”,是说要使国家富裕,繁荣经济。“外以交邻”是说的外交,要与外国搞好关系。然后又引经据典说明这些治国的道理,以及依照这些治国后所达到的效果。达到的效果是“渊默黼扆而响应四表也”,是“阴阳交和,远迩宾服,以朴皇质而雕唐文”。意思是国内安宁而四方响应,关系和谐,远近钦佩。国家强盛而放光彩。

　　在总论之后接着便展开了分论。先是吏治。指出“设官分职”是自古以来国家“致治之本原”。而官制当否又影响着吏治的好坏。文章接着考察了自西周以来的官制变迁。继而说明为搞好吏治应该精简机构,裁撤冗员,以使职责分明,提高效率。否则,“建官滋繁”便导致“多一官徒多一扰”。若精简之后,“则上既可省廉奉之费,而下亦可免供应之烦。且任有专责,则奉职者不敢有观望推诿之心。”“故裁并官员为后世最便利之政”。接着又从历代谏官的设置,谈到谏官职责的重要。最后,从总结唐朝末年的藩镇之乱和宋朝的边患之忧,提醒皇帝应注意官制设置方面的教训,既不要像唐朝那样造成藩镇割据尾大不调的恶果,又不要像宋朝那样形成地方空虚中央孤立无援的局面。

　　在吏治之后接着便谈法治。法治主要谈刑法。指出刑法的运用应当做到德刑相济,寓德于刑。说刑法的所以出现是由于古代圣人在运用以德治国、德的感化,实在不行的情况下才开始制定刑法的,即文中所说“惟古圣人知德之既穷非刑罚不足以制之”的时候才制定“刑典”的。刑法的实施应做到“用刑之中寓矜恤之意”。施行刑法的目的不是为用刑而用刑,而是以刑去刑,最后达到无刑,即“故刑期其无刑”。并指出这才是动用刑法的真谛,即“祥以其得刑罚之至中也”。在论及这些之后,文章又考察了历代法律制定和实施的情况。汉初较宽松,以后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律令稍严。唐律主要是承继了隋律。宋朝时对法制更加重视起来,而设置了“律学”。还说,司马光曾说过,通儒学之道的为官者,理应知道自己所学之儒学经典,其根本上是与法律相通的。所以自古以来的为官者也就是儒者,以儒学经典为指导进行“断狱”,也就是判案子,便能做到既可避免“宽纵枉法”,又不至于“以刻核为能”,也就是以严刑峻法为能事。最后,文章指出,现今东西各国法学都作为一门专门学问学习。从翻译过来的法学书籍看,这些国家的执掌刑法的官员都是由通晓法律的人但当。这样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所学专长。我国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可将我国的法律与西方国家的法律加以比较,取其长处,舍其短处,这样做对于我们不是无益的。

　　在论及吏治和法治之后,文章接着又谈到裕国富民问题。文章称,“生财之道”根本上在于“开源节流”,也就是发展生产,节约开支,说这是“裕国足民之实”。文章又说,理财的要领和方法在《礼记·王制》中已经说的很详细,在周朝的典章制度中规定的很完备,《王制》中说以三十年为周期制定国家的财政计划,这也就是周朝官吏每到岁末月底核算收入支出的做法,这同今天西方国家的预算决算是有些不谋而合的。文章称赞汉朝的桑孔唐朝的刘晏都是理财的好手。文章认为宋朝实行的均输法和盐铁法是有弊端的,是为了“搜刮民利以富公家”的,是“损下而益上”。文章最后说,“欲强其国必先富国,而富国之要在于富民”。让人民除了吃饭尚有余钱,而国家所用自然就无不足。再加以裁减无用的开支,精打细算过日子,天下形成节俭的风气。这样做就可形成“民康物阜”的好局面。我们又何必像宋朝那样用计谋之臣的权术搞些盐铁均输法来“损下益上”呢。

　　分论的最后部分是谈外交,谈与外国应建立的关系。文章指出,以和平的外交政策原则与外国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以使国家富强,这是如今最要紧的事情。即文中所说“制策又以柔远之道寓于通商,因求富强之本。此诚今日之要务也”。文章说,同外国发展关系应遵循有关的法律,如国际公法、国际便法等。又指出,现在已“海禁大开”,与外国的交往日益繁多。而对外交往就需要有关的法律。西方国家对外贸易所以做得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有较完备的商业方面的法律。有了商律,“故货物不能肆其欺伪,市价不得任其低昂”。今天我们要振兴我国的商务,可以让人将西方的商律翻译过来,“酌量增删”,以充实我们的商律,在与外国的贸易交往中可以使用。关于税收问题,外国商品进口税轻的可重新规定增加进口税。这样做确有益于国计民生。

　　吏治、法治、经济、外交,四个方面的分论结束后,文章进入最后部分。文章最后部分说,“皇上整顿庶务,内而财政,外而邦交,推行尽利”,这四个方面都是“富国之良图,自强之至计”。我们本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的精神,将以上四个方面不断变通而推广行之,这是我们当政治国的根本。接着,文章又通过引用孔子、孟子、荀子等圣人的话,说明政策与政策执行者的关系,有了好政策还必须有好的政策执行者,否则好的政策便会落空。指出政策执行“往往有弊者皆群臣奉行不力之过”。祈愿皇上“烛照万里,慎简群僚”。也就是希望皇上英明正确,慎重地选用官吏。

　　写到这里,文章即将结束。文章作者,我们的状元公便以颂扬和期待的口吻加以总结,说皇上“行信赏必罚之志,以任庶职,则贤无不升也;以理庶狱,则法无不行也;以裕财源,则利无不兴也;以慎邦交,则令无不信也。”如此,便“德泽周乎,万物威灵,震乎八埏,得人而理,富加于庶,弱转为强。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

　　从状元卷的时代背景和考卷内容看王寿彭的思想观点

　　有道是,学者为文,因时而发。王寿彭所以能写出以上内容的殿试卷,是和他当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有密切关系的。二十世纪初中国和世界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总的说来,当时的清朝统治处于内外交困状态,正在走向穷途末路。清王朝长期的反动统治,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使得国家贫弱、民不聊生。全国各地民怨沸腾,危机四伏。

　　远的不说,仅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各地发生的大小农民起义就有数十次,而其中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几乎从根本上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此外,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发展起来,代表这一新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也开始成长起来。而清朝的封建统治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处于酝酿当中。总之,当时清朝的统治遭到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所谓的大清帝国正处于摇摇欲坠状态中。从这时的国际环境和世界形势看,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正在崛起,而资本主义发展的本性要求它们对外实行侵略扩张。

　　在东方,西方列强便把清朝统治的落后的中国作为它们的主要侵掠对象。从1840年起的两次鸦片战争,以后的的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以及1900年的八国联军的入侵。屡次的大小军事打击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大批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等等,西方各国从中国不知掠夺了多少经济和政治利益。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清王朝是处于内外交困、苟延残喘的境地之中。面对如此的险恶形势,统治阶级内部的人士也开始醒悟过来,它们也意识到求强求富的必要。于是有了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和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作为知识分子的王寿彭确实看到了上述这一切。他为时着急,替国担忧。感到确有变革更新时政的必要。否则便民将不民、国将不国了。

　　于是他便在殿试卷的策对中,提出了一整套匡正时弊、治国安邦的方略。当然,由于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不可能提出从根本上推翻清朝的统治,来一个彻底的革命。而是要在维持清朝统治政权的基础上,对吏制、法制、经济、外交等方面来一个全方位的除旧布新。自然,从推翻清朝统治的彻底革命角度看,他是保守的;但是,同那些顽固守旧派相比,他则是进步的。而且,从整个殿试卷的策对过程中,时时处处都可看出当时的王寿彭确有革新进取、与时具进的思想意识。比如,他多次强调皇上应“斟酌时宜”,要抓住“维新之机”,要看到世界的发展变化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新东西,要学习西方各国的法律以及财政上实行预算决算的做法等等。

　　在革新进取思想的指导下,王寿彭在考卷中提出了在任官、立法、富民裕国和对外关系等四大方面的改革建议。应当说这些问题提的是比较中肯的,都属于安邦治国的根本问题,而且概括的比较全面。这四大方面涉及了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各个重要领域。这表明,王寿彭是有眼光的,有政治家的头脑的。而且,在这四大方面的改革建议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中贯穿着一种爱民和为民的民本思想。具体如,在任官部分中谈到裁减官员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即“而下亦可免供应之烦”。

　　在立法部分谈到法治应与德治相结合,对待人民首先应以德怀之,在德治不能达到目的时才施之以法。运用刑法的过程中应对民“寓矜恤民隐,法外施仁”。在富民裕国部分,强调“富国之要在于富民”,要“于民食留其有余”。批评宋朝的盐铁均输法是“以损下益上”。劝告皇上“节用爱民”。如此等等,无不体现出王寿彭的爱民恤民思想。另外,从殿试卷中还可看出王寿彭重视发展工商业的思想,指出发展工商业,实行对外贸易是国家“富强之本”。他还论述了工与商的关系,说“夫工者商之本也,商者工之用也”。这些思想都是很可贵的。

　　状元卷的写作特色和由此所显示的王寿彭的学识才气

　　王寿彭的殿试卷不仅内容丰富,思想进取,而且写得颇有文采,从中充分显示出王寿彭所具有的学识和才气。

　　内容充实,结构严谨,前后连贯,一气呵成。这是殿试卷的突出特色。殿试卷有多方面的策对内容,不是无病呻吟,空话连篇。文章先总论后分论,层次分明,结构完整,不是构思混乱,盲无头绪。而且前后各部分之间内在联系也很强,不是东拼西凑地搞在一起的。从政治到经济,从内政到外交,层层递进,逻辑严密。而所有这些内容都是被一种忧国爱民,积极向皇帝进谏献策的精神和勇气连结贯通起来的。所以使人感到文章很有气势很有力量,感到文章的写作几乎是一气呵成的。

　　有理论,有实际,既有引经据典,又有自己的见解议论。如此,显得文章既有骨架,又有血肉;既有分量,又有生气。这是殿试卷的又一特色。

　　再是,文章在发议论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深切的感情亦即忠君爱国、忧时悯民的情绪,所以文章不仅能以理服人,更能以情动人,从而增加了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这可说是殿试卷的再一特色。

　　最后,再加之试卷书写工整,笔法俊秀,充分展示出作者深厚的书法功底。这样便使殿试卷终成为一篇文质兼备、字义皆优的华章美文。而所有这些又都是由作者王寿彭的非凡的学识和才华决定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王寿彭能考取状元是必然的,王寿彭这个状元是值的。(王学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