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校车事故，无可辩解的态度问题

　　12月24日，江西省贵溪市一幼儿园班车坠入水塘，11个孩子遇难。据中央台前方记者调查了解，出事车辆当时共载有17人，其中一名司机和一名教师，车上的十五个孩子均为4到6岁，都在当地的春蕾幼儿园就读。这辆面包车则是春蕾幼儿园的校车。而这些孩子的父母，大部分都在外打工。（中广之声2012年12月25日）

　　12月24日晚，是平安夜，然而，有11个幼小的生命从此失去了过平安夜的权利。这样的故事是残酷的。可是，比这更残酷的事实是，校车事故仍然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着。我们只能一厢情愿的期盼，这是最后一次校车事故……可问题是，我们哪有底气来说“但愿这是最后一次校车事故”呢？仅仅靠今年4月份仓促出台的那部《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吗？

　　校车问题，当然不只是关于《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的问题。你看看那辆还在水里的白色面包车，又哪里符合校车的标准？没有黄色车身，座椅上没有安全带，没有校车的种种标识，没有专业的司机、超载严重……江西这起所谓的校车事故，事实上，完全与校车无关。再看一看附近其他村子以及我们所能看到的农村中小学和幼儿园，能够真正称得上校车的，又有几辆？无可回避的问题是，什么时候，那些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大鼻子、黄色、能撞过悍马的校车能驶入农村小学？

　　与驶不进农村的校车，相对应的是，回不了家的父母。留在老家的孩子，被称为“留守儿童”。为了吸引生源，幼儿园只能打出“车接车送”的招牌。对比来看，城里的孩子是幸福的。他们的父母，没有背井离乡，无论在城市里的生活状态如何，他们起码可以接送自己的孩子。我无意批评在外打工的父母，不在外打工，孩子们可能连学都上不起。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严重分离的城乡体制，让“留守儿童”问题成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悲剧的累加，不能让人麻木，正视当下的“上学路”现状，并且分析原因，找出问题和对策，仍然需要整个社会尤其是政府部门的努力。此次校车事故，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以下几个严重问题。一是，立法仍然不足，《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并没有让儿童安全上升至法律层面，在地方政府那里，也根本没有执行力；二是，交通运输和交警部门，对于农村“黑校车”、“假校车”的治理，仍然停留在“运动”层面上，出了事故，查一查，没有事故，但认为天天都是大晴天；三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今年两会上，官员说“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已经达到，可是，凑齐一个数容易，解决实际问题却非常难，“幼儿园无牌照”的事实表明，农村教育资源严重不足，既包括幼儿园建设不足，也包括幼儿园建成之后软硬件建设的不足。

　　在意识层面，问题更为严重。个人认为，我们整个社会对于儿童的权利，并没有达到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里所规定的标准。《儿童权利公约》确立了4项基本原则：无歧视、儿童利益最大化、生存和发展权以及尊重儿童的想法。尊重、关心和保护儿童，并没有成为一个常识性的信仰，才致使悲剧重重。

　　胡适先生曾说，“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一个国家对孩子的态度，也是对这个国家未来的态度，是文明程度的标志。问题是，不是我们没有能力做好对待孩子的事，而是“不愿意”做好这样的事。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去年11月16日，甘肃庆阳发生特大校车事故，18日，庆阳市召开会议，决定将公车购置的预算资金全部用于购置标准化校车，并且，再追加5.8亿新建近10所幼儿园……似乎只有发生悲剧促使反思。好了伤疤忘了痛，远远比伤疤本身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