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选秀的N个谎言：把少年们玩残

　　这个夏天有13档选秀节目，每个都说自己是“音乐梦想的舞台”。像莫冰这样“怀抱音乐梦想”而去参赛的年轻人不计其数。舞台上灯光闪耀，少年们眼里写满渴望，抓着“梦想”两个字就闯上去，登台之后，“梦想”，反而看不清了。

　　站在《快乐男声》的门外，莫冰感觉到一种轮回的无奈。

　　十年前，湖南娱乐频道办一档叫做《超级男声》的节目，当时还没有人发明“选秀”一词来形容这种全民参与的造星狂欢，只称之为“唱歌比赛”。16岁的湖南男孩莫冰看到了招募广告，带着明星梦去参加了选拔，进了前100名，得到在电视上短暂露脸的机会。次年节目转变为《超级女声》并在卫视播出，再过一年，2005年，《超级女声》成为全中国的的谈资，中国电视“选秀潮”由此开始，风行至今。

　　这十年间，想当歌手的莫冰只身前往北京学音乐，参加过各个卫视的大小选秀，但一夜成名始终没有来到。

　　今年湖南卫视再启《快乐男声》，26岁的莫冰再一次站到选手队伍里，但被挡在北京十强的门外。制作方把北京赛区的选拔剪成了87分钟的节目，莫冰的镜头不到一分钟，只有他讲述的北漂故事，没有他的歌声。“他们不需要我唱歌，我只是一个新闻点。”莫冰看完电视有点忿忿，他在电视上的戏份不比十年前多。

　　这个夏天有13档选秀节目，每个都说自己是“音乐梦想的舞台”。像莫冰这样“怀抱音乐梦想”而去参赛的年轻人不计其数。舞台上灯光闪耀，少年们眼里写满渴望，抓着“梦想”两个字就闯上去，登台之后，“梦想”，反而看不清了。

　　他们被修理成各种样式的商品，穿着谎言制成的新装。

　　“人人都有机会！”

　　他们只对A类选手饥渴

　　莫冰过五关斩六将走到了北京十强选拔赛时，编导认真地询问他的人生故事，知道他有个不太支持他北漂的父亲和一个下岗仍然供他读音乐的母亲，重点是问出了一个细节：在前年一次家庭聚会上，莫冰给父亲唱了一首《北京，北京》，父亲感动了，不再像从前那样反对他北漂。编导想邀请他的父母来观战顺便给他过生日，莫冰同意了这个温馨的提议。

　　上台之后，评委们对着资料，饶有兴趣地问莫冰的北漂经历，问题环环相扣：父亲为什么反对？后来态度有改变吗？怎么改变的？莫冰不得不把北漂经历再从头细说一回。当提到那首《北京，北京》的时候，评委提议：“在现场把这首歌唱给我们听吧。”莫冰认为这是编导和评委想要的局面，让他走完了一个“煽情”的台本，他无力反抗。这就如英国科幻剧《黑镜》里的情节：你意志坚定，可一旦走进秀场就会遂评委的愿。

　　唱完之后，莫冰没有通过，在一旁的母亲哭了。这让莫冰难过：“为什么最后要把我妈弄哭？”直到他看了电视，才知道自己有多么微不足道：编导只剪出了他诉说《北京，北京》故事的几句话，拍了他们一家三口落泪离场的身影，就迅速过渡到下一组画面：一张张北漂选手的脸，配合着

　　“梦想”、“坚持”的字幕，气氛悲壮。

　　这些人注定只能是背景。

　　今年《中国最强音》和《快乐男声》在海选阶段都把选手分为ABCD四个等级：A类选手唱得好故事好，在电视上呈现15分钟，录制2小时左右素材；B类呈现7分钟，录制1个小时素材，C类呈现3分钟，D类则是十几秒。莫冰显然只是D类。

　　A类选手极度稀缺。在《中国最强音》中，选手刘瑞琦原本因为不善言辞只能被打入C类。节目总监夏青这样形容她：“八竿子打不出一个屁来，你特别着急。”之后刘瑞琦因歌唱表现不错而升为B类；见导师时，刘瑞琦的表现把郑钧的校园故事勾出来了，剪辑师最终处理素材时“兴奋”地告诉夏青：“我发现了一个大大的A！”

　　从《中国好声音》开始，选秀节目有了一个新风潮：搜罗职业或者半职业化的选手，方便制造选手在电视上一亮嗓子就艳惊四座的效果。职业混音师阚欧礼说，选秀节目找选手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张网”：“我几乎收到了所有节目找选手的信息。选秀的编导们无所不在，伸出无数只手来找人。”京城音乐圈里，音乐从业者们不是在推荐人，就是被人推荐。据传《中国好声音》今年留给真正草根选手的名额只有十个。

　　动人故事总是难遇，有好嗓子的歌手们成了壳儿，各色人生故事都往里面装。“一般都是先给你编个身世，不是纯编，比如说你从湖南来北京比赛，这是真的，这一路上发生的各种事，是他们编的。”阚欧礼说，自己有朋友本来已经决定参加选秀，因为不堪如此包装而放弃。

　　选秀节目从来都不只是唱歌，这是制作方早就认识到的。《中国最强音》节目总监夏青在谈到赛制设置时最强调的是“戏剧化”。让她得到灵感的是好莱坞“编剧教父”罗伯特·麦基的戏剧理论：“麦基告诉我们，首先不要让你的主人公过上好日子。”

　　“戏剧化”的追求来自观众的需要，他们不是闭着眼睛在听歌，需要观看过程，抒发情感。去年《中国好声音》里有一大把煽情故事，“为了某某亲人而歌唱”的选手屡见不鲜，徐海星搬出去世的父亲，赢得了粉丝也遭受了围攻。今年“快男”最早受关注的两位选手，一个是唱《董小姐》献给女朋友的左立，一个是主打亲情唱《姐姐》的小强。

　　在观察者眼中，这两位和徐海星并无本质区别，微博乐评人“耳帝”说：“无非是把唱歌之前的‘讲故事’

　　放到歌里面了。”“观众‘逼格’提升了，既要刺激下贫瘠的感情阀门，又要清高——媚俗永远变着花样往外冒，观众总那么缺爱。”

　　“没有规则，没有门槛！”

　　算计、黑幕让选秀“步步惊心”

　　选秀的招募广告里都会标榜自己“几乎没有规则，没有门槛，只要你有才华，只要你敢来”，煽动性极强。投入其中的人才知道，不是没有规则，是规则要自己摸索。

　　规则从学校已经开始。选秀节目越来越依赖“推荐歌手”，音乐学院的老师就成为权威渠道，学生们于是结交名师，方法就是“变相贿赂”：上老师收费昂贵的小课。

　　自己有什么特点，适合报哪个选秀也是一门学问。在把全国选秀都挨个试了一遍后，莫冰总结出不同选秀节目喜欢的选手类型：“《中国达人秀》要有故事的，最后选出来的都是‘老弱病残’；《中国最强音》要怪咖，你可以装gay或者唱得很夸张；《中国好声音》需要唱得好的，但很可惜观众所认为的‘唱得好’就是嗓门大；《快乐男声》当然要美男，都是一群小姑娘围着一个男的看；山东卫视喜欢选山东籍的。”基于这样的判断，他今年果断拒绝了一档选秀节目的邀约。

　　选秀节目自有一套人际关系规矩，“和周围的人不亲密”很容易变成选手的缺点。和十年前的选秀不同，现在的编导24小时贴身跟拍，事无巨细地记下选手们的台下表现，和同伴或者导师“不亲密”就容易被剪辑出来放大。

　　独立乐队“逃跑计划”的主唱毛川今年顶着“独立音乐圈的压力”上了《中国梦之声》。目前节目录制部分已经结束，其经纪人李赤告诉本刊记者，毛川不太适应节目里那种对导师的态度：“选手们见到导师来，那种‘过于激动的反应和动作’可能和我们现在阶段的情况不太相符。我们当然很尊重导师，但尊重有很多种。”

　　2007年《加油！好男儿》十强选手闫安受邀参加了今年湖北卫视的《我的中国星》，一档从韩国购买模式的选秀新节目。6月22日，他发了一条长微博对另一位选手喊话：“不要耍小心机把别人当傻子玩。”

　　闫安所列举的“耍心机”有：“故意唱错选择曲目给我造成选歌错误，假装练不熟歌给我造成紧张感，跟工作人员说选歌是我一个人决定的，上台之前明知我对歌曲不熟还故意说这首歌跟另一首歌很像，还唱给我听。”

　　“多，耍心机的太多了。”闫安对本刊记者说，发微博是因为太生气了。

　　选秀的同伴在耍心机，制片方也在耍心机。《我的中国星》专门请了韩国版权方团队来中国录节目，闫安认为韩国团队一直在故意激怒选手：“录节目总是拖到很晚，到演播室等一天，唱歌总是在夜里两三点。白天不让人睡觉，有一次三天就睡了七八个小时。韩方希望选手流露出崩溃的感觉，最好跟工作人员吵闹一下，他们觉得拍这些素材播出去才会有意思。”

　　最让选手心寒的不成文规则是真正的“黑幕”，莫冰称自己遭遇过两次。2004年他被选入人声团体组合“M6”，次年在上海参加亚洲音乐节新人歌手大赛。比赛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队长告诉他们：“每个人交三万块就可以进亚洲前三。”队员们没有交，最终的名次是中国赛区第二。2012年他参加山东卫视的《天籁之声》，在济南赛区被淘汰，评委在赛后的一次朋友聚会上听到他被淘汰后满脸惊讶：“你肯定在15强的名单上。”莫冰推测自己是被某个“关系户”顶了下来。

　　但莫冰愿意继续参加“有黑幕可能”的选秀比赛，因为那里通往的还是娱乐圈的中心。

　　“爱音乐，有梦想”

　　只有名利不是浮云

　　今年的《快乐男声》有个新设置，评委们喜欢问选手：“你为什么来到这个舞台？”选手们的回答不外乎“爱音乐”、“有梦想”、“做自己”。

　　“快男”选拔期间，天娱传媒品牌中心经理赵晖一直在观察选手们的心理：“镜头对着他的时候，他说唱歌是为了梦想；如果没有摄像机，你跟他抽烟、聊天，他就会说其他原因，比如泡妞。”

　　没有选手会否认自己想要名和利，有了电视这种媒介，获取关注就和名利直接挂钩。2007年闫安初入“好男儿”十强，已经被电视的魔力迷晃了眼：“出去活动，粉丝就租车，在选手大巴旁边并排走。一到宾馆，粉丝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的，就门口提前站着，选手一出现就给塞各种礼物。”这样的名气被直接换算成商演价格，选秀一结束，“本届选手巡回演出”这台巨大的赚钱机器就轰隆隆开动，载着名利场中央的年轻人开往一片似锦钱程。

　　观众容易把目光集中在决赛阶段的少数几个选手身上，但只要在电视上赢得了关注度，无论离席早晚，几乎都可获利。

　　“全国有很多歌手参加选秀有了些名气之后，生活都会有些提升。比如说从有上顿没下顿到稳定在一酒吧里驻唱；以前一场能挣300块钱，现在的出场费能到五千或者一万块，这就很成功。这个庞大的体系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底层是马路边卖唱的，顶尖是巨星，很多人通过选秀可以往上走。”这是麦田音乐创始人宋柯对选秀经济的观察。

　　去年没有拿到“好声音”冠军的吉克隽逸，现在的商演价格已经超过70万一场。据《音乐周刊》编辑部主任卢世伟说，她参赛之前的身价是2万一场。2011年退赛的“快女”孙昕欣，比赛前在酒吧当歌手，一个月的零花钱是500块，退赛后商演费用最高几万，下滑之后也有几千块钱。

　　残酷的是，身价的上涨要靠选秀留下的温度来维系。几乎每个选秀明星都经历过从高温到低温再到完全冷却的下坡路。2007年的“快男”吉杰回忆起来，选秀带给自己的好日子只有一年多：“我在2007年、2008年的收入可以在天娱排到前四，到2008年后期就开始一落千丈，直到完全冷却。特别害怕，今天开工有点钱了，明天又不知道在哪儿了。”

　　这也解释了“选秀老油条”的生存哲学：“通过反复的曝光率增加商演的价码，因为商业演出活动就要找那些大家熟的人，大家越熟的人价码就越高。”卢世伟说。

　　对阚欧礼这样的职业音乐人而言，最近两年的选秀，贡献在于“养活职业音乐人”。《中国好声音》和《我是歌手》开了音乐节目注重现场乐队和音乐效果的头，乐手们因此多了在各个选秀节目里工作的机会：“北京这些苦哈哈的乐手原来只能在录音棚挣点钱，现在全都满世界跑场子去了，而且待遇还相当不错。”

　　最早通过选秀评委成名的黑楠对种种商业链条不屑一顾：“选秀是个快消品，不用奢望人们过了几年还记得选手是谁。”

　　“下一个明日之星就是你”

　　你的工作决策，我的残酷人生

　　只有极少数人可以闯进最后的角逐，赢得全国关注，绝大部分人只能是庞大的分母，一路艰难挣扎。摸爬滚打了十年的莫冰自称心态很好：“走到哪儿算哪儿。”下一句却口气坚定：“任何一条路坚持走下去都是状元路。”励志得可以直接剪下来上电视节目。

　　大多数人并不能像莫冰这样保持乐观。闫安经历过“好男儿”最火爆的时候，但选秀结束之后事业一直在下滑，三年之后他心灰意冷地另谋生路开店挣钱，觉得娱乐圈的筛选太残酷。最近调整好心态当普通演员，他才重返选秀赛场。

　　在电视台和制作方眼中，这样的优胜劣汰是商业中不可避免的过程。天娱公司总经理龙丹妮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这样谈论“淘汰”：“日本的节目一年要招一千个练习生，那你说这一千个练习生都要红吗？那是不可能的。”广撒网招募、让选手竞争，这是她的工作流程。

　　电视台是成熟的商人，选手更像感情用事的孩子。大部分选手在享受了选秀带来的好处之后会情不自禁地把电视台和娱乐公司视作家长和亲人。蜜月期过了，个人诉求和公司诉求的分歧日益明显，再闹出“解约风波”，已经是选秀明星的必经之路。周笔畅、何洁、尚雯婕、陈楚生先后跟天娱闹出过解约风波，理由五花八门：强迫接代言、低俗炒作、创作不自由。

　　曾经是外企高管的吉杰也难逃“信任公司”而盲目签约的陷阱：“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吗？明明知道是火坑还尽力往下跳，跳的过程中还各种配合。”

　　吉杰和天娱签约的时候被单独叫进一个小房间里，对方表示“提什么条件都可以”。吉杰说自己“一看就知道合同的每个条款想要干什么”，那不是一份符合商业规则的合约，但是他对公司表示善意：“我跟别人一样的就可以。”他从前在企业里做事讲究“知恩图报”：“公司对我们这么好，给了我这么多，我也要努力为公司工作。”他的报恩理论最终失败了，2010年，吉杰和天娱和平解约。

　　主办方有自己的考量，选秀节目进入一定阶段（例如××强）之后，电视台或者制作单位和选手签约几乎是行业规则。龙丹妮把签约视作保证比赛顺利进行的手段：“如果我们放开的话，在比赛过程中选手就可能被其他公司签下，我们用签约来约束选手的单一和单纯性，所有人进来都是同样的条件，热门选手不会有更好待遇。否则这个比赛到最后就不是选手在做竞争，是天娱跟N个公司在博弈。”

　　龙丹妮算了这样一笔账：“湖南卫视为选秀投进去的资源是几个亿，这个选手我为什么不能签？我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一个事情。”但她没有给出一档选秀节目所带给湖南卫视和天娱的回报数字。

　　“拯救音乐行业”

　　音乐行业已经空了

　　每一档选秀节目都会往自己身上大包大揽一些行业责任：拯救音乐、发掘新人、鼓励原创力量。十年过去了，音乐行业却一天天走向夕阳。真正由选秀输送的“排得上号”的歌手，数来数去只是李宇春和张靓颖。

　　“这是两个生态链。”十三月唱片CEO卢中强说：“去年《中国好声音》都火成那样了，原创、唱片还是没有听到很强的反映。”他觉得国内缺少给选手“接盘”的力量：“缺少一个细分的团队去做企划。艺人靠电视短暂获取关注，黄金期我认为就是三个月。这期间如果立刻有作品跟上，符合手中预期，就能继续发展。问题是，我们的创作团队垮了呀。”他为上届“好声音”的金池和张赫宣惋惜：“太好的歌手，可惜没有作品给他们。”

　　台湾音乐人黄舒骏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这么多选秀节目，事实上并没有新歌和真正的新歌手。现在是2013年的7月了，今年有新歌吗？”

　　“为什么选秀红火，音乐产业荒凉？”这样的讨论在选秀季重复进行，在黄舒骏眼里这是因果倒置：“选秀之所以能够传到全国，是因为音乐行业衰败，或者说瓦解了。”他的逻辑是：音乐行业蓬勃，新人会直接被唱片公司吸收、出道成为歌星；而在音乐产业被盗版摧毁的现在，行业几乎不存在了，喜欢音乐的年轻人才求助于电视选秀。

　　有趣的是，天娱方面的认识和专业的音乐人是一致的。龙丹妮侃侃而谈发展计划，强调“重点是做偶像”：“艺人的盈利还是主要来自于演出市场还有代言这两块，音乐在中国是不赚钱的，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话虽如此，龙丹妮还是要亮一下业绩：“我们的唱片销量是中国最好的。”这成绩会让苦苦挣扎的原创音乐人一脸苦笑。

　　“选秀，就是一个电视节目，一个商品，没有别的。”阚欧礼甚至对电视里表现出的“天籁歌声”都没什么兴趣，现在的音乐真人秀录播居多，后期普遍要给选手修饰声音。他听同行说某个“天籁女声”根本就是跑调王。

　　但是，谁在乎这些呢？观众需要填补这个夏天的空虚，电视台广告商需要推销各自的产品，选手需要在名利场上来一场逆袭。

　　折戟快男后，莫冰整装再出发，参加贵州卫视的选秀《唱出爱火花》。在那里，他“北京，北京”的故事，也许会再来一次。

　　●本刊记者张自言王潇潇刘丹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