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不仅仅是一场被遗忘的灾难

　　周黎明

　　《一九四二》是冯小刚的《活着》，诚然，更准确的片名是《死了》或《死了三百万》。这不是一部典型的冯氏影片，甚至可以说是一部反冯氏作品，在这里，你终于体会到那个嬉笑怒骂的痞子外表下，深藏着一个悲观几近绝望的老文青。

　　《一九四二》最花钱的地方，估计是逃荒逃难的场景——延绵不绝的长龙，渗透出无限苦难。这是我们民族无尽苦难中的一章，被世人遗忘了，又被刘震云、冯小刚用文字和影像再现了。仅凭这点，它的温故价值便值得称道。不过，文艺家不是史学家，焦点在于个体的人及人性，而不仅仅是还原历史。影片中灾民的主要形象是张国立扮演的财主。显然，他不是当年最惨的河南人，很多人比他更不幸，但他在逃荒路上的遭遇，折射出一个中国特色，即财富并非坚固的护身符，在大灾大难面前，财主跟长工逐渐走向地位的平等。他们所有人的命运都如风中芦苇，被吹得东倒西歪。

　　从表面看，这场狂风是旱灾和蝗虫带来的饥荒，但跟许多自然灾害一样，真正的灾难制造者乃是人，更是超越人的机制。反映这个机制才是该片最出彩的地方，如此巧妙，透出一抹黑色幽默。杜甫式的反差是一例：灾民在挨饿，省长有鱼吃，陪都夜夜笙歌。更具深意的是，影片似乎没有出现十恶不赦的高衙内，谁都兢兢业业，连那个被枪毙的小贪官也挺节制，但1942年的官场不仅产生高度的腐败，而且有着令人震惊的对人民生命的漠视。大小官员的塑造，从蒋介石，到省长，到被枪毙的小贪官，每人的笔墨有限，但不落俗套，各有特点，并总能点到要害。

　　这部群戏除了灾民和官员，还有外人的视角，分别代表了媒体和宗教，其作用大小不同，却是活生生的。最难表现的是日本侵略军对饥荒的反应，观片前我无法想象那个史实如何处理，没想到编导用了极具寓意的一场戏，用刺刀挑起的馒头，展现了日军所做的事以及背后动机，再加上蒋介石那句“阴险”的评语，真是莫大的讽刺。不过，影片中精彩的台词绝非蒋介石一个角色独有，许多对白耐人寻味。从编剧的角度，这部多线头、多视角的群戏很容易有点到为止的肤浅之嫌，再加上官员和灾民两条线之间没有直接的戏剧关联，这要求编导演均有超常发挥。所幸的是，这么多大明星，均做到了出彩而不抢戏，尤其是李雪健扮演的李培基省长和陈道明扮演的蒋介石，内敛却非常立体，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官场的举止形态。

　　本片的全景式刻画，无疑证实了冯小刚的观察力不限于某个阶层，他对中国社会上中下各层的精准把握，在刘震云原著的扎实支持下，取得了类似索德伯格《毒品网络》那样宏大又细致的效果。《一九四二》显然拍得很用心，叙事功底只是他的工具而已。这样的作品往往有丰富的潜台词，它融合了创作者对国家、民族、生命、死亡、历史、制度、宗教等宏大命题的长时间思考，于是，它令人回味，逼人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