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11名校长助理太阔绰 高校行政化实为浪费

　　近日，北京大学官方网站公布校领导机构设置，其中存在11位校长助理，5位副校长。网友质疑北大官僚化趋势愈发严重。据了解，中央各部部长的助理人数均少于北大校长，其中最多的是商务部和财政部，均为4人。对此，教育学者熊丙奇博士表示，高校行政化实为浪费。 (7月4日《广州日报》报道)

　　北大校长拥有11名助理，其副职之多能与各县市区相比。如四川正副县长配备中通江县10个 (1正9副)，南江县11个(1正10副)，平昌县12个(1正11副)，超编50%以上。

　　按照规定，省级政府领导职数配备一般副职不超过4至5名。特别是2009年，中组部启动全国减副，要求省级以下政府不配助理，使副职更加减少。而北大按照经费拨付来讲，应该属于事业单位性质，其领导职数配备的副职最多也不能超过5名，而今，校长助理达11名，明显不符合规定。

　　高校是事业单位，是教育部门，不是行政机关，为什么其领导副职配备还比一些行政机关多呢?除了教育行政化带来的影响以外，关键是“官本位”的思想在高校领导者心中还占有一定的分量。试想，领导手中无兵，岂不是光杆司令?如何使自己的权力得到张扬?

　　殊不知，副职一多，相应的危害接踵而至。首先，直接增加行政成本。如增加一个助理，就意味着增加一个人员、办公等开支。有项统计表明，中国的官民比最高达到1：26，越穷的地方官员越多，官员行政成本远大于其它国家，甚至成历史之最。其次，助长了腐败歪风。由于副职可多可少，一些人就削尖脑袋“买官”，助长了行贿受贿歪风。从已发的腐败案件中可看出，副职腐败已渐成风。如江西副省长胡长清、辽宁副省长刘克田、安徽副省长王怀忠等，副职泛滥引发了“腐败潮”。第三，影响了工作效率。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政府越大、官员越多，其效率就越低”。而在我国，高校副职多了，既会造成“窝里斗”，还容易形成“九龙治水”，遇到难事相互推诿、搪塞，工作效率如何提高?第四，使精简机构步入了怪圈。精简机构本是为了精兵简政，减轻财政负担，提高政府效能，而副职多了，总得安排像样的工作。难免会步入重设机构或机构升级，让机构得“肥胖症”，使机构改革走“回头路”。

　　其实，中组部、中编办早就下发了 《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助理和副秘书长配备问题的通知》。而高校虽不是行政机关，但却比照行政机关配备副职，因而，“减副”不能减了高校，让高校成为“减副”的“特区”。毕竟，英国历史学家帕金森的“帕金森定律”早就深刻地阐释了这种行政机关 “肥胖症”的秘密。即不断地制造下属，以分解责任，凸显自身的权威，从而形成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推诿、效率低下的政府性组织。它违背了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阐述的当下倡导的“扁平化管理”。因为它既架空了“校长”的权力，又削弱了“有关部门”的权力。若不及时“减副”，受伤的不仅是高校教育，还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