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把新中国的外交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主要是被动应对的国际关系；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后，随着新战略的转变，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得以改善；第三阶段是九十年代初以后，中国和主要国家都建立外交关系，开始主动型的新型外交。 　

    张蕴岭认为，真正创造性的转变发生在本世纪初，“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主张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处于近代以来的最好时期。典型例证当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深化，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越来越大。

    作为东亚自由贸易区可行性专家组组长，张蕴岭参加了历次“十加三”会议的专家组报告。他深感中国的崛起才刚刚开始，过程还很长，还存在许多不明确、不确定因素，面临很多问题。

    他的观点得到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的认同。“中国的外交实践对全球正产生影响，中国的外交探索正在成为世界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中国开创的先例对其他地区问题的解决也产生了示范作用。”比如，中非合作论坛、亚欧会议、奥运外交、最近正在进行的世博外交都取得了比预料中更好的效果。

    杨洁勉强调，要充分认识中国外交主体与客体的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充分发扬现有地区积极因素，承担中国能力范围内的国际责任。“东盟既然能够吸收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非东亚甚至非亚洲国家参与，中国也可以积极参与到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西半球的地区组织当中去。”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则表示，中国外交的最核心观念依然是独立自主与和平，建立全方位的对外关系格局，在多样化的世界中寻求均衡也不应当忽略这一点。（记者 马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