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遇到了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世界再也不能像冷战时期那样凭着意识形态去构筑壁垒分明的东西方世界了，更不能从白宫下一道命令便叫世界服服帖帖了。

　 大家都看到世界在变，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很多人都谈到了影响世界走势的“三化”，即全球化、金融化和信息化。

   过去乃至现在，有些西方人仍觉得中国很落后，他们对此有时会表示一些同情，就像高楼上飘下来的一丝怜悯；但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知道中国在快速发展，快得叫他们有点担心和害怕，不知中国强大起来会对他们怎么样。

资料图片：美国总统布什与国防部长盖茨。

    美国面临“大变局”

    美国入侵伊拉克已进入第5个年头，现在进退两难，苦不堪言。那些极力主张推进“大中东”计划的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或者已经下台，或者成了舆论责难的对象。

    回想2003年，“帝国”一词在美国十分吃香，一些有背景的智囊人物公然鼓吹美国要成为统治世界的“帝国”，或者说得好听一点叫“仁慈的帝国”，认为唯有这样才能保持“世界和平”。现在，这种论调已几乎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是反思的议论。反思的不仅仅是伊拉克问题，还有美国的治国之策。例如，前总统克林顿今年10月在回答法国记者提问时说：“我们今天之所以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陷入困境，当然是因为伊拉克问题，但它并非是唯一的原因。根本原因是美国的单边主义，在气候变暖、武器扩散、停止核试验问题上的单边主义……布什政府认为，它可以为所欲为，只有必要时才进行合作。而我的看法则相反：要尽量进行合作，只有必要时才单独行动。”

    如果说克林顿是民主党人，那么布什总统的共和党里有什么声音呢？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最近在《外交》双月刊上发表文章说：“作为一个大国并不意味着可以在我们想要的任何时候，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我们也不能假定我们拥有成功所需的一切智慧、知识和资源。”

    这些话显然要比“帝国论”谦虚得多，之所以发生如此的变化，并不是“一念之差”，而是形势使然。现在世界形势的变化，已经使西方的一些智者坐立不安，纷纷出来发表“醒世恒言”。例如，今年6月15日，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播出了前国务卿基辛格、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斯考克罗夫特一起谈话的节目，这三位重量级人物向全国公众发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呼吁。主持人问：“我们是否正处于即将被重新界定的一个特殊时刻？我们是否正在创造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基辛格的回答是：“此时此刻，国际体系正处于我们几百年来未曾见过的一个变化时期。”布热津斯基的回答是：“正在世界范围发生的政治觉醒对美国来说是一项重大挑战，因为它意味着世界比以前要骚动不安得多。”斯考克罗夫特的回答是：“当今世界已截然不同，有各种新的力量在产生作用……我们要比大概是从罗马帝国以来的任何帝国都更加强大，但我们无法动用如此强大的力量做人们过去经常做的事情。”

    美国遇到了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世界再也不能像老殖民主义者那样用炮舰去开拓新市场了，也不能像冷战时期那样凭着意识形态去构筑壁垒分明的东西方世界了，更不能从白宫下一道命令便叫世界服服帖帖了。一个多极的、多元文明的新世界正在向我们走来，它符合希望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人民的愿望，也令极少数头脑僵硬的人叹息不已。

    “三化”引发大变化

    中文的“形势”一词，是一个充满智慧的词。“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例如GDP是多少，先进武器有多少，等等。而“势”则是无形的，人们能感觉到它，一点一点认识它，知道它是决定事物方向和速度的东西，但要把它说得很清楚则不容易，也许这就是“道可道，非常道”的道理吧。

    从“形”来看，美国是最强大的，无论从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看，举世无双，看样子还会保持相当一段时间。然而，这么强大，美国人内心里却并不安心，甚至忧心忡忡，“衰落论”不绝于耳。

    大家都看到世界在变，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很多人都谈到了影响世界走势的“三化”，即全球化、金融化和信息化。

    先说说全球化。全球化很早就开始了，也许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地球就变小了。资本逐利的劲风，吹动商船远至天涯海角。最近的这一波全球化，缘起于企业家的“工资套利”，也就是把实业从工资高、税收重的发达国家搬到工资低、原料便宜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占领更广阔的市场。他们从中得到了很多好处，财源滚滚。但世界上的事情总有两面性，现在“工资套利”对他们不利的一面渐渐显现出来：一是发达国家企业及工人竞争不过廉价的进口货；二是那些抢得先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乎意料地迅速壮大起来，成了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先有“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后来又出现所谓“展望五国”(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其实有潜力的国家还远不止这些。这就是为什么一贯主张“贸易自由化”的西方国家，现在一个个都明里暗里搞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因。

    今年7月，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国际研究所所长史蒂文·韦伯与人合写了一篇颇引人注目的文章，文章说：“100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几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日益富裕的国家———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同时开始取得强国地位的局面。”这就是令西方惴惴不安的根源，他们自认为无坚不摧的资本优势和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价值观正受到严峻挑战。

    再说说金融化。大约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重点转向了金融部门。资本持有人发现，投资实业赚钱少而慢，而通过信贷和金融投机则可以赚大钱和快钱。因此，人们认为工业资本主义已发展成为金融资本主义，华尔街密室中的几个“神机妙算”，可以轻轻松松地带来滚滚财源。再加上现在美元早已不是“金本位”，美国掌握着印钞机，所以不怕背巨大的外债。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0月29日的署名文章说，美国的国外资产70%是以外国货币形式存在的，美元每贬值10%，就有相当于美国GDP的5.3%的财富从世界各国转移到了美国。自2002年以来，美元已贬值20.6%，这意味着外国人实际上白送了美国1.3万亿美元。外国人当然不是傻瓜，他们正采取种种措施以保证资金的保值和升值，购买美国国债的热情已大大下降。一些产油国已纷纷要求不用美元为石油定价和结算。起来带头的就是伊朗，这是美国对伊朗恨之入骨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一些“主权基金”正在寻找好的投资机会。至于金融投机，亚洲各国对1997年的金融风暴记忆犹新，已采取措施严防“大鳄”兴风作浪。美国现在担心一旦所有怀疑美元的势力联合起来，自己金融霸权的地位恐将不保。日本《每日新闻》驻美国的记者最近写道：“就像20世纪初世界经济中心由英国向美国转移一样，又一场巨大的经济地震正一天天向我们走近。”

    最后说说信息化。如果说公路、铁路、航空和航海大大促进了全球化进程的话，那么被称为“信息高速公路”的因特网则使地球变得更小了。例如，当美国的办公室天黑下班时，按几下键盘，大量信息瞬间就传到了印度。那里天刚亮，印度的技术人员在电脑上处理完后，按几下键盘，又传回美国，那里刚上班。这就是印度崛起的奥妙之一。信息技术对经济、科技、文化的巨大影响，人们普遍感受到了。但它对政治也有巨大影响。斯考克罗夫特说：“现在的情况是，信息技术已经使全世界的人口政治化。”

    过去一百多年里，先有蒸汽机，后有了电，世界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有了电脑和因特网，它们对世界的影响恐怕会远远超出发明者的想像。创造人类历史的是芸芸众生日常的、毫不起眼的、似乎微不足道的谋生和劳作，这里面隐藏着“势”，有待人们去认识和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