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守财奴:北京工薪家庭靠省钱买4套房2辆车

2013-02-22 14:40:00    作者:张子琦 邓凌原 熊帅   来源:人民网  我要评论

关键词: 守财奴 老郭 买基金 理财产品 北京师范大学
[提要]

  “看到金子,占有金子。”

  19世纪30年代,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在其名著《欧也妮?葛朗台》中这样描写他的主人公。这也成为当年的人们关于“守财奴”最基本的印象。

  时光穿越近两个世纪,打开国门、接轨国际的中国人纷纷涌向北上广深等大都市,追寻着梦想。但让他们疑惑的是,收入在增加、财富在增长,手里的钱包却不得不攥得更紧。

  “没有什么比看好自己的钱袋子,更能带来安全感的了。”一位新生代农民工说。在工资涨幅跑不过CPI的今天,选择做一个“守财奴”,或许是老百姓最现实、最朴素、最本能、最理性的选择。

  “拉动内需、刺激消费”,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一直在不懈努力中,但是老百姓却依然紧捂钱包。

  今天的中国人,难道都是“守财奴”?都乐意做“守财奴”?是什么粉碎了他们花钱的欲望?

  什么时候,中国人才可以无所顾忌地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

  现代版“葛朗台”

  2003年以前,郭振兴只有两张存折和一些国债券。之所以准备两张存折,是因为“一张活期,方便取用;一张死期,不到最关键的时候,坚决不能动”。

  葛朗台是法国作家巴尔扎特小说《人间喜剧》中的主人公。这位世界著名的“吝啬鬼先生”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半夜里把自己一人关在密室,“爱抚、欣赏他的金币,放进桶里,紧紧地箍好。”在送给为自己工作20年的仆人一块旧手表时,“好象做了一件要他的命、喝他的血、抽他的筋的决定。”

  艺术源自生活,古往今来,在我们身边,都不乏带有“葛朗台”特质的人。

  郭葛朗台

  家住北京市房山区的郭振兴,被家人“亲切地”称呼了20多年“郭葛朗台”。

  “叫就叫嘛,还是个洋名。”年轻时,对这个有些挖苦意味的外号,老郭没少和老婆生气斗嘴,但如今,这个外号让老郭十分自得,原因无他,“就是因为这么多年的节俭,我才给儿子在北京城里买上了房子。”

  “别看我们夫妻俩一辈子只赚死工资,现在却在房山有3套房、2辆车。除此之外,还能给儿子在城里的房子付首付,靠的是什么?就是省!”

  郭振兴是北京市农商行房山支行的一名普通员工,妻子老张在镇政府工作。虽然老郭总对儿子说,“比起还在农村种地的发小、邻居,咱家这日子过得就算可以了。”但他深知,如果走出房山这个圈儿,自己确实没有吹牛的资本。

  老郭的儿子郭伟清楚记得,一次回家吃饭,老爸买菜去了一个钟头,外面还下起了毛毛细雨。正当家人为他担心的时候,老郭拎着一大袋子菜回来了。“足足5斤菜,才4块钱,又便宜又新鲜。我跟人老农砍了半天硬杀不下价来,幸亏后来下雨了,哈哈!”

  老郭的单位每年都会发工作服,几年下来,夏装、秋装共攒了8套。郭伟的妻子发现,每次见到公公,他都是一水的白衬衫、西服裤子。见儿媳妇不解,老郭的爱人发话了:“别说我不给他买新衣服,你问问,他穿吗?连单位发的白衬衫他都舍不得穿新的,现在柜子里还有6套没拆封的呢。”

  两张存折

  “算是跟钱打了一辈子交道。”郭振兴坦言,每天面对银行里种类繁多的理财产品,自己却从没动过买基金、股票的心思。

  2003年以前,郭振兴只有两张存折和一些国债券,“只有这些是最保险的。”之所以准备两张存折,是因为“一张活期,方便取用;一张死期,不到最关键的时候,坚决不能动”。而老郭大部分的工资都在这张死期存折里。

  每个月看着这张死期存折的数字往上涨,似乎是老郭最满足的时候。他不抽烟、不打牌,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每天带着小狗“笨笨”出去溜一圈。

  老郭的“关键时刻”在这日复一日的平静生活中来临了。2006年,妻子老张看中了房山区政府附近的一套楼房。“用存折换房子”,老郭心里不愿意。

  “当时我单位差不多所有同事都在镇政府附近买了楼,唯独我们家还住在河北省边上。”老张这次没再听郭葛朗台的,她本能地意识到,如果再不出手,将来这房可能就买不起了。经过“激烈的家庭斗争”,老郭最终交出了自己的死期存折。

  看着自己辛苦攒下的钱只剩下小数点后两位,老郭的情绪低落了整整一年。一年后,房价开始飙升,老郭的心情也跟着“飙升了”。“那时我突然意识到,把钱放在银行吃利息,不如把钱变成房子来得‘利息’高。”

  自此,老郭的人生有了新的“追求”:买房。老郭追求的方式很简单,把工资存进死期存折,攒到一定程度,就用来买房。

  借钱买房

  在奉行节俭的日子里,老郭逐渐成为同事和朋友羡慕的对象。如今,算上城里给儿子买的那套房,老郭已经是4套房子的主人了。看着原来大吃大喝活得甚是潇洒的同学如今为儿子结婚买房发愁,老郭就总要对儿子、儿媳讲讲自己的生存之道。

  可即便如此,老郭也没敢奢求在北京城三环以内买房子,“不敢想,我再从牙缝里省钱,也不可能省出200万块钱来。”

  在老郭那一代人眼里,借钱买房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从村里和老爷子分家那一天起,我就没管人张口要过一分钱。我这代人都有这个思想,即便买房,也最好不拉饥荒,而且还要剩点钱,以备不时之需。”因此,即便在银行工作的他帮很多人办理过贷款业务,但“借钱”这两个字也从未出现在老郭的人生字典中。

  2012年末,老郭的这一守财“规矩”再一次被打破。“儿子在四环边上看中了一套二手房,总价180万,这回我是真没钱了。本想着给儿子操办完婚事,我们老两口拿着50万存款游山玩水,可看着辛苦攒钱的儿子和飞涨的房价,我觉得不能再等了,贷款就贷款吧。”

  于是,老郭再次清空了自己的死期存折,“50万,又变成了小数点的后两位。”在经历了最初的失落之后,拿到房屋钥匙的一刹那,老郭终于释然了,“和当年买第一套房子的感觉一样。”

  如今,再也没有后顾之忧的郭振兴开始了新一轮攒钱计划,“最终目标(给儿子买婚房)完成了,动力小了不少,但还是得攒点钱,万一生病怎么办,总不能给儿女增加负担。”

  然而,深谋远虑的郭振兴还是“小小挥霍”了一笔,“我前天给老婆买了一件衣服。”正说着,一直在旁边忙东忙西的老张把话接了过来,“嗯,15块钱呢。”

  “不在贵贱,质量好就行呗。”郭振兴赶紧反驳道。

  中国式“守财”

  居高不下的物价、房价绑架了当代人的消费力,那种“一掷千金”的潇洒与快意,只存在于“富二代”的生活里,或只能在千篇一律的肥皂剧里聊以自慰了。

  掐指一算,李眉已经有5个年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5年,连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所谓老家,不是她的出生地山东,而是丈夫的家乡――湖南湘乡一个偏僻的村庄。

  “不是不想回去,实在是回去一趟开销太大。来回车票、各处送礼、请客、压岁钱,加上给父母的钱,一个月的工资就没有了。孩子还小,南方没有暖气,万一冻病了,又是一笔开销。”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李眉成了“恐归族”。在农村出身的婆婆眼中,她或许有点冷血,甚至有些不孝,但她宁可被误解,也要拼命捂住自己的“钱袋子”。

  “我老公经常笑我是‘守财奴’,难道我真成‘守财奴’了吗?”李眉笑了笑,“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我是真的不敢花钱。”

  不敢花钱的不只是李眉。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上世纪90年代初,居民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以上;到2005年,中国储蓄率更是高达51%。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在2012年的调查中,仅有6.9%的城市家庭打算在未来一年增加家庭消费,60.5%的家庭表示2013年要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这一比例较2011年同期调查的数据(52.4%)有进一步提升。

  在物质丰富、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的今天,为什么普通百姓越来越不敢花钱,人人甘当起“守财奴”呢?

  一个家庭的流水账

  电视剧《蜗居》中的郭海萍曾算过一笔账:“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六千,吃穿用度两千五,冉冉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三四百,手机电话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

  这样的数字也时常蹦出李眉的脑海。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在读博士,虽然学的是文科,但她对数字非常敏感。这一优点遗传自母亲。

  自从2006年在北京海淀区清河附近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李眉便将孀居的母亲接来同住,帮忙打点家务。母亲有两个账本,一本放在写字台抽屉里,一本记在心上。

  谈起30多年前的消费情况,李眉母亲搬出了心中的账本:“那时候物价便宜啊,肉才一块多一斤,米才两毛多一斤,我和他爸爸每个月工资加起来100多块钱,光一家四口吃饭就花掉了一大半。”剩下的工资,除去人情往来、两个孩子的零花以及孝敬父母的钱,就所剩无几了。

  “那会儿存不住钱,大家都穷,有点余钱早被亲戚朋友借走了,哪里还用去银行?”

  李母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她记忆中过得最丰盛的春节是在1987年。当时夫妻二人的工资已经涨到了200多元,那次过年不仅购买了酒、肉、鱼、面等各种必备食品,一家四口还做了新衣裳,给两个女儿买了鞭炮、发了红包。一个月的工资花得干干净净。

  “一直到1988年,吃饭、穿衣、孩子的学费基本占了每月开销的绝大部分。”1988年,李眉的父母从单位不到30平米的筒子楼里搬了出来,在小县城的郊区买了一块地皮,盖起一座两层小洋楼。

  “买地皮和办手续花了6000多元,各种建筑材料以及工人的工钱,大概用了一万多元吧。那时候存款不多,大部分钱是找亲戚朋友借的,房子也没怎么装修,还债还了两年,哪像现在啊,一辈子就供个房子。”

  老太太一边叹息,一边翻开了抽屉里的账本。这个账本始于2002年,即李眉上大学的第三年。当时李眉父母的工资加起来已有5000多元。在2002年4月3日的开支明细中这样写道:“给两个女儿汇款800元,花生油62元,缴纳电话费42.7元,买菜53.9元,水果10.6元,共计969.2元。”

  老人说,从2002年到2012年十年间,每年过年的花费几乎涨了10倍,但工资的涨幅却远远跟不上这个速度。“就像龟兔赛跑,工资哪有房价跑得快啊。”

  “对于我们那一代,吃饱、穿暖就是最大的开销,可是现在不行了,供房、供车、培养孩子、老人看病……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手头没有点存款,连病都生不起。”老人翻着这十年的账本,感慨良多。

王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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