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程度越大，经营效果往往越差

　　作为一个舶来品，小额信贷从一开始，就遭遇了一系列的“水土不服”。与政府的关系是让杜晓山的团队花费心思最多的问题。

　　“扶贫社与政府的关系，是远不得又近不得，爱不得也恨不得，既要争取政府的支持，又要避免政府过多插手，这个劲头可不好拿捏。”杜晓山苦笑着摇头。

　　他坦言，扶贫社与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最大区别是：“孟加拉是小政府，中国是大政府。在中国的基层做事，不取得当地政府的支持，基本是不可能做好的。只要地方政府一句话，说扶贫社放贷是违法的，我们的钱保证一分也收不回来。”

　　周学仁回忆，一次，有个“瘸子”到扶贫社申请贷款，而经过调查，此人一向品行不端，不符合贷款条件。没想到“瘸子”告到县政府，而有关领导真的批了个条子，要求周学仁给他发放贷款。

　　“我真是哭笑不得。”周学仁叹气道。

　　类似的尴尬，扶贫社的每个基层负责人都曾遇到过。南召扶贫社主任勾长远说，经常听到某位领导“把钱贷给卖蛇的”，“给养鹌鹑的发放贷款”之类的无理要求。

　　一些乡、村干部的干扰更是让扶贫社头疼的事。易县的一个村干部曾在大喇叭里喊话：“扶贫社的钱都是外国人的钱，不用还！你们看，以前的扶贫款什么时候用还过？”杜晓山说，这样的事，在每个实验点都曾发生过。

　　扶贫社的第四个实验点陕西丹凤，更是因政府插手过多失败的典型案例。

　　上世纪90年代末，为了完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当地政府将小额贷款当做扶贫的救命稻草。陕西省也成为第一个正式提出支持小额信贷的省份。因为丹凤是该省第一个小额信贷扶贫试点，引起了当地政府的关注。政府有人提出，扶贫社作为“纯民营活动”，存在“速度不快，步子不大，资金不足”等缺点，不久便接管了扶贫社，并把利率从8%降到了3%。

　　“虽然政府的主观意图是好的，但混淆了信贷与救济的区别。”杜晓山评价，“过去的经验表明，对民营小额信贷，政府干预程度越大，经营效果往往越差。”

　　截至2000年，陕西全省累计投入26个亿搞小额信贷，上演了一场小额贷款的“大跃进”。然而在规则和管理人员都不足的情况下，只剩坏账累累，现在早已偃旗息鼓。

　　“当时可出了不少‘洋相’呢。”扶贫社主任李谊青笑道。

　　他回忆，那时，有关部门为了完成贷款指标，极力游说农户贷款。一对老夫妻，被强行贷给几千元。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的老两口，拿这笔钱不知道有什么用，放在哪里都不放心。思来想去，他们用报纸和塑料袋把钱严严实实地包起来，挂在了房顶正中的电灯下！

　　“事实证明，做扶贫性质可持续的小额信贷，并不是政府和传统金融机构的强项。”杜晓山说。

　　十几年中，300多家曾在中国开展小额信贷项目的非政府机构，现存的仅剩100多家，其他的多因资金耗尽不得不退出。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清理农村合作基金会至今，监管当局从未审批过任何一个新的农村金融机构。对于扶贫社等在农村发展的小额信贷组织，法律明确规定，“只能放贷不能吸储”。

　　“如果没有融资渠道，就像瘸了一条腿。”周学仁说。

　　在最初筹集的10万美元之后，孟加拉乡村银行信托基金又先后给了社科院一些低息贷款，总额加起来约600多万元人民币。另外还有一些赠款和委托款，福特基金会、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台湾爱国商人杨麟、美国乡村银行基金会、花旗集团及一些机构和个人等都先后给予扶贫社资金支持。但2003年以后，基本没再有新的资金注入。

　　“这也是乡村银行模式在中国运作13年来始终没有做大的主要原因。”杜晓山总结道。

　　借贷给最穷的穷人，还是给有生产能力的穷人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扶贫社的贷款户中，有相当一部分并非最穷的穷人。对此，杜晓山并不否认。

　　康金红身材瘦小，说话声音很低，但是特别爱笑。这个河北易县石门店村的32岁妇女，20岁结婚生子后，一直过着紧巴巴的日子。家里的全部收入来自丈夫在城里打工当瓦匠。两口子一吵架，丈夫就骂她没本事，康金红也觉得自己“像个废人”。

　　“孩子的零花钱给不上，孝敬老人的钱也给不上，日子过不下去了。”这个瘦小的农村妇女回想起当时的情况，两只大眼睛红了。

　　“到处找亲戚借，可亲戚也没闲钱，都躲着我们。”那时的尴尬令康金红一辈子忘不了。

　　几年前她听说可以从扶贫社贷款的事，曾提出过申请，但没有通过审核。

　　易县扶贫社梁格庄分社主任马海燕回忆当时的情况：“我一看，这破房子，做买卖别再黄了。再加上村里人说她两口子爱玩儿，人又懒，就没有贷给她。”

　　去年，康金红再次提出贷款申请。这时，她已经以450元一年的价格，在公路边租了一间门脸房，办起只有一张桌子的小吃铺。看到别人烙大饼卖得很快，她也想干，可托人一打听，一个饼铛1200元，她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

　　这一次，她的申请得到了批准。今年春天，她找到信贷员佟方，填写了贷款申请表，不到一个星期，1000元钱就送上了门。用这笔钱，自己再凑上200元，康金红终于把惦记已久的饼铛买回了家。

　　现在，康金红一天能卖几十张大饼。加上小吃铺的收入，每天可以赚得上百元。曾经对每周21元还款担心不已的她，现在还得轻轻松松。最令康金红高兴的是，丈夫再也不跟她吵架了。

　　“这么多年，从来没像现在这么顺心过。”康金红一边把面团揉得啪啪响，一边咂着嘴说。她打算明年把小吃铺好好装修一番，规模扩大到四五张桌子。

　　“到底是借贷给最穷的穷人，还是给有生产能力的穷人？”杜晓山说，“过去我们严格按照孟加拉模式给最穷的人。但是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这部分穷人经济基础很弱，还贷时有一定困难，尤其是每周还贷。这是现实操作中的一个矛盾。”

　　1995年，易县贫困山区遇到水灾，相隔一年后，一些贫困户贷款发展养殖业，但牛和羊得了红斑病，大批死亡。贫困户因无力偿还贷款，每当借贷员上门催款时，便怨声载道。

　　“尽管这些贷款最后基本都收回来了，但是工作量很大。”杜晓山说，“最终只好选择一种与初衷没有大的背离，既帮助了穷人，又能使机构保证资产质量的方法。”

　　杜晓山并不讳言：“基层操作的人往往愿意帮助中等或中等偏下的群体。就目前而言，像我们这种小额信贷机构，没有外来补贴，这可能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不能不承认这也算一种偏离。”

　　“我现在最怕的是，员工形成不愿意帮助最穷的人的惯性，以为帮助穷人就错了。”杜晓山紧拧着眉毛说。

　　在他的理念中，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应该惠及所有的人。“所有有金融需求的人，都有权利得到他应该得到的金融服务。富人可以拿到钱，穷人不可以拿到钱，这是说不通的。”

　　“穷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十几亿，在中国也有1亿多，如果把十几亿人排除在外，这个金融体系还算完整的吗？”

　　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刘福合曾表示，在小额信贷这个问题上，两条腿中的一条，也就是政府这条腿没有正常运转起来。“希望大家坚持住，小额信贷在中国必然有发扬光大的一天”。

　　好在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杜晓山认为，这是一个“乐观的信号”。

　　事实是，一些主流金融机构的触角正在往下延伸。据此，他判断，在实践小额信贷的机构中，将会出现既互补又竞争的局面。更多的银行将会关注、参与到这个领域中来，但他们所选择的必定还是“穷人中的富人”。

　　去年12月下旬，中国银监会宣布降低农村银行业准入门槛，鼓励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新设村镇银行。但扶贫小额信贷组织的合法身份问题，新政策中仍未提及。

　　杜晓山说：“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我举双手赞成。但同时，我要继续呼吁，可持续的扶贫小额信贷组织应该尽快有合法身份，这样才能从制度上保证它有合法融资的渠道。这应作为农村金融整体改革的一部分尽快加以解决。”

　　另据媒体报道，日前在香港举行的世界电信展开幕式上，受邀出席的尤努斯透露，中国政府已邀请他到中国进行小额信贷的试点工作。他将同中国政府合作，在一年时间内，将其乡村银行的模式搬到中国农村。

　　“为什么尤努斯和他发起的‘穷人银行’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几天前的一个傍晚，杜晓山在他的办公室面对记者发问，“因为和平需要人们和谐地相处，而和谐相处的前提之一是消除贫困，消除人与人之间因贫困造成的对立。”

　　此刻，他办公室窗外的长安街，已经华灯初上。一条告别贫困的希望之路，能否从这里通往中国广阔的贫困乡村？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