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县里正在引资上项目，大家并不太理解小额信贷是什么，只是作为一个招商引资项目吸收的。”周学仁笑着回忆说。

　　地点选定了，开始四处找钱。通过在国际会议上认识的孟加拉乡村银行副总裁的介绍，1993年10月，杜晓山到孟加拉考察。在尤努斯的支持下，杜晓山带回孟加拉乡村银行信托基金的5万美元分期拨付的低息贷款，同时，福特基金会提供了5万美元的无偿资助，按规定，其中3万美元作为研究、培训和操作经费。也就是说，最初的贷款本金，总共只有7万美元。

　　之后不久，中国社科院课题组与易县政府协商项目具体事宜，并确立了扶贫社的章程，规定了资金使用程序，将小额贷款的利率定为8%，此后利率一直没有变动。接着，扶贫社以社团组织完成了注册，并在西陵镇五道河村成立了第一个中心。

　　扶贫社几乎原封不动地把孟加拉全套操作模式拷贝过来：以妇女为主体，5人小组联保，每周分期还钱，按照贷款额的5%收取小组基金和强制储蓄作为风险基金，按期还款以后还可以接着贷并可以提高借款金额，可以无限期地循环贷款……

　　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小额信贷推行得格外顺利。“开始我们还怕农户不响应。结果，村里在喇叭上一广播，就有70多户人家跑来交了申请。那个村当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搞种养业，也有摆小摊的，很多人急需钱，又借贷无门。”周学仁回忆说。

　　1994年5月，身患小儿麻痹症的易县西陵镇五道河村村民朱秋菊从扶贫社得到一笔1000元的贷款。同时收到钱的，还有另外20个农户。这是扶贫社成立后发放的第一批贷款。

　　“初期几乎顺利得匪夷所思，”杜晓山说，“老百姓不仅没有抵制这套做法，而且非常配合地遵守规则。尤其是头3年，还贷率达到100%。”

　　之后，1995年在河南的虞城和南召，1996年在陕西丹凤，2003年在河北涞水和四川金堂，杜晓山的课题组先后建立起实验点。

　　社科院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扶贫社先后共投入贷款资本金1500多万元，累计发放贷款1亿多元，获贷款支持的贫困户16000户左右，累计受益农户约4万户，覆盖贫困人口约20万人。

　　“尽管有的点贷款质量有波动，管理质量还有待提高，但是除河南虞城外，现存的另几个实验点，均已实现当年收益覆盖成本。”杜晓山说。

　　越是贫穷、闭塞的地方，穷人的信用就越好

　　郑运香是个高大结实的女子，今年42岁。因为丈夫跛脚，夫妻俩又生了3个孩子，1997年以前一家人始终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所有的转变从一块地毯开始。

　　那一年，郑运香看到县城有人卖手工编织的真丝地毯，销路很好，就跑到熟人那里学了这门手艺。可即使织一块最小规格的毯子，也需六七百元成本，她拿不出这笔钱。

　　刚好这年，扶贫社在河南南召县小店乡设立中心。郑运香听说后找到贷款员，试探着问：“我家就两间房子。全押给你，给我贷点钱行不？”

　　“就你那两间破房，卖了也值不了几百块。”贷款员开玩笑说。

　　郑运香做梦也没想到，没有抵押担保，也没有请客送礼，一个星期后，自己真的拿到了1000元贷款。用这笔钱，她买了各色丝线和织毯工具。

　　3个月后，一块花草图案的手工真丝毯完成了。她拿到县城的地毯市场上，居然卖了1800元。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郑运香回忆起自己的“第一桶金”，脸上绽放出幸福的笑容。

　　从那年后，郑运香每年从扶贫社贷款2000元。现在，她织的毯子已经在南召小有名气，隔三差五就有人上门预订。从前年开始，郑运香还雇了七八个“小妮儿”，四五个月织成一块大毯子，可卖8000元。刨去各项开支，每年纯收入上万元。

　　“要不是儿子上大学，我都不用贷款了。”郑运香指着墙上儿子的照片和奖状，颇有几分得意。

　　然而并非每个贷款者都和郑运香一样幸运。南召农户张霞去年从扶贫社贷款，丈夫带着这笔钱，组织了几个老乡，一起到南阳市包了个小工程。张霞原本打算，拿丈夫每月的工资还贷款不成问题，结果因为发包方拖欠工资，在还款20周后，张霞手里没钱了。

　　信贷员张新阳很无奈：“她不是故意赖着不还的人，我每次去催款，她都特别不好意思。”有时去张霞家，正赶上她卖了鸡蛋什么的，张新阳能收上来几块钱，虽然不忍心，他也狠狠心接收下来。

　　在南召扶贫社主任勾长远的印象中，故意赖账不还的农户微乎其微。“越是贫穷、闭塞的地方，穷人的信用就越好。”他说。

　　对于穷人的纯朴和信用，信贷员刘惠深有感触。这个短发，圆脸的姑娘，从1998年开始做信贷员，每天骑摩托车穿行在乡下，在贷款户中特别有“人缘”。

　　“有一次我负责的贷款户手里真的没钱还，”她架起双臂比划着，“那老太太给我几十斤玉米，让我替她卖了还钱。”

　　2001年夏天，城关头道河村的一条小河因为下大雨变宽了，河水淹没了小桥。到还款的日子，信贷员过不去，在河对岸着急上火。借贷的农户们便想出个办法，把钱绑在石头上，纷纷从河对岸扔了过来。

　　相比之下，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乡镇，还贷反而有难度。“这些人比较容易受外界糟糕的信用环境的影响。”勾长远说，“他们总是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觉得不还钱也不能拿他怎样。”

　　杜晓山分析，中国的穷人因为长期得到政府的无偿帮助，容易形成等靠要的思想。加上社会上的信用环境差，如果制度不健全、管理不严格，很可能形成能不还尽量不还的局面。

　　河南虞城扶贫社店集乡分社主任马银山不顾制度规定，于1998年左右陆续把8个亲属招进了员工总数才33人的扶贫社。为了得到每放出1000元贷款6元的工资提成，马银山的亲属大量违规放贷。比如，给马银山老家的一位中心主任一人就贷了4万多元，远远超出每户不得超过2000元的规定。

　　直到缺口再也掩饰不住，惊醒过来的总部专门派来工作组，清理整顿工作足足做了3年，坏账却绝大多数难以收回。

　　“有人不还的示范效应，造成一片坏账。”杜晓山沉痛地说，“真正的贫困农户是很守规矩的，但这个信用必须有良好的制度来约束、保证和鼓励。”

　　虞城的这位主任受到党纪处分，被开除出扶贫社。留下124万元逾期五六年的坏账，让虞城成为扶贫社几个实验点中，唯一至今还在亏损的一个。

　　杜晓山总结教训：“出于一种善良的愿望做事当然很重要，但我们欠缺专业的知识、能力和管理水准。内控机制、运作程序都有非常多的漏洞和毛病。”

　　有时为了回收贷款，信贷员还需采取一些特殊的办法。

　　南召云阳分社的一个贷款户张彦生，2004年借了2000元后，跑到安徽菏泽做生意。信贷员找不着张，希望他的父母帮助还钱，却遭到拒绝。

　　信贷员跟村民一打听，张的母亲信基督，他由此找到突破口。“大娘，主在瞅着我们呢。”他说。没费多大劲儿，大娘便卖掉几只羊，还清了全部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