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碎的酒瓶

　　酒的味道，对别人是浓浓的香味，而在我，却是一段段难以忘怀的苦涩的记忆。

　　一九七二年，我九岁。记得那年初夏的一个傍晚，在村办小学代课的姐姐兴冲冲地回家对母亲说，公社里要推荐几个代课老师到县师范学校进修，进修之后就能转成公办老师，公社教育组的组长说，计划从我们村小学推荐一个。姐姐是我们村办小学唯一的代课老师，且姐姐是全公社代课老师中唯一的高中毕业生。

　　母亲停下手中的活计，声音激动的有些发颤，一遍遍问姐姐：那你以后就是公家人了?能和公办老师一样吃供应粮了? 姐姐使劲点点头，脸上泛着红晕，再仰起头，看着母亲，眼神中带着无比的憧憬，一字一句地说：是的!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无法用普通的语言来描述那时的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别，当时乡下的人们常用一句话来形容从农村走出去的人，叫做“鲤鱼跳进了龙门”。那一张可以领供应粮的泛着金色的小本本，就是通往龙门的通行证。

　　只是瞬间，姐姐的眼神又暗了下来，嗫嗫地说：推荐要经过大队书记的同意...... 听到姐姐说这句话，母亲立时明白了其中的原由。去师范学校进修，要大队书记推荐，而大队书记是个贪财出了名的人，雁过拔毛，找他盖个公章都要留下买路钱。“咱送景芝白干吧，在咱这里是好酒，书记肯定喜欢”母亲说。

　　姐姐说“送酒是行，可咱家没钱啊”。上年分红，我家里人口多，全年的工分不值生产队分的粮食钱，不但没有分到一分钱，还倒找了几十块。母亲回头看看鸡窝，几只鸡早被书记领着民兵当做资本主义尾巴给没收了。看着姐姐为难的样子，母亲不再说话，红着眼圈继续做她的活儿。 那个夜晚，母亲睡得很晚，我几次醒来，听母亲一直在叹气。挂在虚棚上的油灯盏儿火苗小了，母亲用针头挑挑，继续叹着气低着头做针线活儿。

　　乡村的初夏村民们大都要早起做早活，天还没亮透，我就被母亲唤起去东河边的水井挑水。长满蒲草的东河，水汽氤氲，雾岚般漂浮在碧绿的蒲草间，几只褐色的蒲棒长出了粗粗的蒲黄，在缕缕的白色的水雾中时隐时现。 我放下肩上的扁担，使劲盯着那几枝蒲黄。如今，我还记得那个早晨我是何等地激动，我发疯似地扔掉挂着两只空桶的扁担，一边往家狂奔一边大声呼喊“娘。有钱了!娘，有钱了!”

　　老家的村子临河而居，绿水绕过参差茅草屋组成的村落，逶迤向另一个村庄流去。肥沃的河泥滋长出了肥厚的蒲草，粗壮的蒲草每年的初夏生长出箭一样的蒲棒，蒲棒开花了，长长的一支蒲黄，夏天的热风吹来，蒲黄熟了，洒落一片片水面。 蒲黄是一味中药。采蒲黄，要在挂在蒲棒上的黄色的粉落与不落之间。拿一个奶奶用布缝制的袋子，伸手将蒲棒折弯，将蒲黄伸进布袋，只一撸，那些蒲棒的落英便抖落在布袋之中。阳光下，将蒲黄摊在席子上晒干，送到公社农产品收购站，三角钱一斤。

　　我知道我找到了一条弄钱的门路。有了卖蒲黄的钱，母亲不再叹气，大队书记喜欢的景芝白干就能买的起，姐姐就能去念师范学校了。初夏早晨还有些凉意的水里，我怕别人发现我的企图而抢我生钱的门路，寻了深水蒲草少的地方，绕进去，把袋子撑开，用颤动的手充满希望地将蒲黄采下来。

　　水域宽阔的地方长满了莲藕，而在莲藕中间的蒲草由于光照好，格外茂盛，蒲棒大，蒲黄就粗。我顾不得莲藕枝蔓上的利刺，深水里，我用头顶了袋子，将生长在莲藕中间的蒲草一把把揽过来，一枝枝蒲黄轻轻撸到头顶的袋子里。从莲藕间涉水出来，常常地，浑身被莲藕的利刺喇出红红的血痕，我顺手抓把河泥，抹一下，忍着疼再下水。有时，会遇见水蛇，蜿蜒地在水中游着，我有些怕，也不敢动，直到看到蛇游到远处的水域了，我再去蛇活动的水域采蒲黄。当然，有时也会寻见几窝野鸭子蛋，用干燥的蒲草盘起的有着厚厚的绒毛铺成的窝里，蛋还是温的，我捡了蛋，放到挂在脖子上的小柳条蓝里，我知道，不论是当天中午或当天晚上，家里人会有荤腥拌饭了。 热麦风一吹，满破的麦子就要熟了，蒲黄也快落尽。那个夏天，落到河水里的蒲黄不多，大都被我采到了布袋里。那个夏天，院子里见阳光的地方，母亲深锁大门，将蒲黄在席子上摊开，微风吹起，略带蒲草香的蒲黄香气弥漫在参差的茅草屋之间。 母亲将晒干的蒲黄用干净的包袱包了，怕收购站在分量上扣称，提前借了邻居家的称称了，十二斤。“三块六呢，够了，够了!”母亲和姐姐笑逐颜开，母亲把盛满蒲黄的袋子揽在怀里，仿佛揽着姐姐的未来，揽着全家的希望。

　　那天傍晚，母亲去了三里之外的马渠村供销社，买了四瓶景芝白干。暗暗的油灯下，母亲将四瓶酒用布条扎在一起，然后又用旧报纸包了，然后，满脸笑容地走出门去。 母亲从支书家回来还不到一袋烟功夫，脸上的笑容还未褪去，我家的门就被打开了。母亲忙迎出去，村支书的儿子，一个满脸堆肉的孩子，站在大门口，大声呵斥着母亲：“谁要你们家的酒?我爹说了，就是景芝白干也不要!你家闺女不够格!”说着，就将酒往母亲怀里塞。母亲脸上堆着讨好的笑，嘴里嘟囔着要支书儿子把酒拿回去，推搡的当儿，支书儿子一撒手，那四瓶景芝白干酒“哐”的一声掉在青石台阶上，碎了。

　　我不知道后来事情的发展，反正姐姐没有接到去师范学校进修的通知，至于谁去了，母亲和姐姐都不说，我也不问。后来，姐姐去了外地，据说，当地的学校要请姐姐做代课老师，姐姐委婉地拒绝了，我知道，那段在村里做代课老师的经历伤透了她的心。

　　许多年后，每每与母亲一起，说到姐姐，说到“酒”的话题时，母亲总是叹口气，说：“你姐姐不能当公家人，那是命。倒是那四瓶瓶景芝白干，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