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认为，居民不愿意搬离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城市规划经常修改，导致一些居民刚建了十几年的房子被迫面临拆迁，他们自然不太愿意；第二是住房价格上涨过快，补偿款不足以在同等地段再买到合适的房子；三是不少人将老房子看作精神家园，有人就会说：“这里有我几十年的生活记忆，搬家就像魂儿被抽走了一样。”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看来，拆迁纠纷主要还是源于利益。他认为，公平的补偿首先要以同地段、同类型房屋的市场交易价为底线。而底线的参考标准仅仅是最低标准。“补偿分为货币补偿和产权置换两种，如果是回迁的话，至少应该换到相同大小的房子。如果货币补偿，最低标准应该考虑到搬迁到别的地方，整体生活质量是否有所下降等因素，在市场交易价格上向上浮动。”

    “公众的意见参与不能是一个过场”

    据报道，国家信访办2003年~2006年的统计发现，在接待的上访者中，近40%的人涉及拆迁。此次调查显示，多数人(65.5%)看好新拆迁条例的效果，认为其可以制约暴力拆迁行为，降低因拆迁导致的上访率。

    王锡锌说，新拆迁条例对征收决定的正当性和补偿方案的公平性这两个方面，都有较大的强化作用，如果能最终确认并落实，暴力拆迁或对峙情况会相应减少。“但争议可能还是会存在，比如补偿是否公平合理等问题。”

    有人认为，新条例看上去很美，但过分重视个体利益，若照此稿执行，地方政府将很难通过行政程序实施拆迁和建设，地方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会受到明显影响，最终还是会影响百姓的就业和生活。

    对于这个观点，调查中，49.7%的人表示“有道理，应平衡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17.2%的人也认为新条例不可过于保护个体利益。此外，47.6%的人认为这个观点很荒谬，“个人权利得不到充分尊重，最终也会损害集体利益”；还有23.4%的人认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不透明，财政增减跟我无关”。

    乔新生说，地方政府在实施拆迁和建设的过程中，有时确实有苦难言。拆迁必然面临对老百姓补偿的巨大压力，不拆的话，城市GDP又上不去，在目前的政绩考核体系下，官位难保。所以只能在拆迁的过程中，尽可能地维护稳定，减少群体性事件。

    “公共利益是以个人利益实现为前提条件的。”王锡锌说，具有不同主张的个人利益得到很好的安顿，我们才认为公共利益得到了很好的实现。所以，现在需要改的不仅是征收条例，还有官员的思维方式。在过去的思维中，管理成了核心，效率成了至高无上的目标，官员关注的就是权力行使得心应手。而现在，应该让民众自己决定什么是他们最大的公共利益，“如果个体利益得不到充分尊重，谈什么公共利益？”

    据了解，新拆迁条例征求意见将于2月12日结束。截至2月9日中午，已有11822人参与了网上的意见表达。

    王锡锌认为，新拆迁条例征求意见程序应该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意见收集上来后，首先要让公众知道大家都提了哪些意见。然后，将这些意见进行归纳汇总，并向社会公布。最后，还要对意见公开处理结果，哪些意见吸纳了，哪些意见没有吸纳，为什么没有吸纳，要有理由。

    “公众的意见参与不能是一个过场，而是有意义的，要真正起到建设性的作用。对公众意见的处理说明和吸纳反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期待国务院法制办下一步的工作。”王锡锌说。

    2月8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新拆迁条例征求意见情况，联系了国务院法制办。当天下午，国务院法制办相关负责人就专门致电记者，称各界意见目前仍在收集过程中，记者的一些问题目前尚难以回答。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在2月12日意见征求结束后，国务院法制办在春节期间会有专人负责意见的归纳整理，汇总完毕后再接受采访。

    得知本报社调中心进行了有关的民意调查后，他表示国务院法制办会关注这项民调结果，愿意在此后的采访中就相关问题与记者做进一步交流和探讨。(记者 马明洁 李涛 王聪聪）